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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儒醫的文化精神

中國的儒學是以“人”為核心的道德文化,是以“人本”為經緯的政治倫理學說。儒學推崇的“仁”與中醫“大醫精誠”的根本追求同出一轍。儒家文化是儒醫文化的母體。儒家文化不僅強調憂患意識,還主張積極入世。“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是歷代文人的座右銘。“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是儒家的人生理想,也培養出為醫者深厚而濃重的對人命運的掛念與關注,一種救死扶傷的使命感與責任意識。這種價值取向造就了一代代“大醫精誠”的儒醫。

“儒醫”是對古代中醫的最高評價。他們不僅以豐富的學術著作立起了醫學理論的一座又一座豐碑,而且以豐富的儒學修養構建了淵博的中醫藥文化傳統。可以說沒有儒醫的參與,就沒有中醫藥文化。

醫與儒同根同源

醫、儒俱崇“天”。甲骨卜辭中有“天”的概念,其後在《尚書》《詩經》《左傳》《國語》及諸子著作中更是頻繁出現“天”的概念。在儒家看來,“天”是道德觀念和原則的本原,“天人合一”乃是自然規律的外現。人類修行的目的便是去除外界欲望的蒙蔽,“求其放心”,以達到一種自覺地履行道德原則的境界,這就是孔子所說的“從心所欲而不逾矩”。熱愛生命,熱愛自然,能夠領會所有生命的語言,時時處處感受到生命的存在,與大自然的鏇律交融相和、和諧共存,這就是“天人合一”。季羨林先生說:“天人合一論,是中國文化對人類最大的貢獻。”《易經》謂:“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儒學的這些思想深刻地影響了中醫基本理論,以致歷代名醫都認為“萬物悉備,莫貴於人”。

醫、儒俱倡“仁”。“仁”是儒家倫理思想的結晶,也是醫德的核心。《論語》說:“弟子入則孝,出則悌,謹而信,泛愛眾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儒家稱醫學為“仁術”。仁是德的表現,是對人的體貼、關心、憐憫和幫助,歷代名醫都把“仁”作為行醫的前提和出發點。唐代孫思邈首先提出了“仁愛救人”的醫德基本原則:“凡大醫治病,當安神定志,無欲無求,先發大慈惻隱之心,誓願普救含靈之苦。”清代吳鞠通在《醫醫病書》中說:“天下萬事,莫不成於才,莫不統於德,無才固不足以成德,無德以統才,則才為跋扈之才,實則以敗,斷無以成。”

醫、儒俱重“德”。關於“德”,《論語·為政》說:“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德的觀念對中醫學影響非常深。“為天地立心”,使生之為人,秉具博愛濟眾,廓然大公。近儒馬一浮先生總結歷代名醫的惻隱之心為:“學者之事,莫要於識仁求仁,好仁惡不仁,能如此,乃是為天地立心。”“天地有正氣,雜然賦流形。下則為河嶽,上則為日星。”無數中醫人的大醫精誠、醫德醫風、救死扶傷、醫者仁心等都是對仁與德的崇尚。仁、德自古以來就是中醫的重要價值取向,修德與仁的思想使中醫學至今綻放著耀人的光芒。

《中庸》謂:“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中醫的最高境界就是致中和。中和,以平為期,以和為重。“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中庸》)。中醫學所闡明的“陰陽和合”“陰平陽秘”的基本思想正是儒家致中和思想的最佳體現。

儒醫群芳譜是中醫發展主幹

徐春甫在《古今醫統·儒醫》中說:“儒識禮義,醫知損益。禮義之不修,昧孔孟之教,損害不分,害生民之命。儒與醫豈可輕哉?”《宋會要輯稿》謂:“伏觀朝廷興建醫學,教養士類,使習儒術、通黃素、明診療而施於疾病,謂之儒醫。”

中醫歷來奉仲景為醫聖。張仲景官拜長沙太守,是州郡最高行政長官。宋朝校正《傷寒論·序》時引用唐代甘伯宗《名醫錄》話說:“張仲景,《漢書》無傳,見《名醫錄》云:南陽人,名機,仲景乃其字也。舉孝廉,官至長沙太守。始受術於同郡張伯祖。時人言,識用精微,過其師。所著論,其言精而奧,其法簡而詳,非淺聞寡見者所能及。”由是可知張仲景集儒者、官者、醫者為一身。張仲景是儒醫的鼻祖,其著作《傷寒雜病論》是中醫臨床的經典。張從正說:“醫家奧旨,非儒不能明。” 從文法上看,仲景是真正亦儒亦醫的大家,他在《傷寒論》中運用了大量形象、精練、準確的辭彙和修辭手段,形象描寫了證候和症狀的特點。其嫻熟地運用疊音詞、排比句,功底甚深,醫理精湛而又情境宛然。

許多人說“儒醫”起於宋代,其實在宋朝之前儒者通醫之人甚多。漢代《史記》中記載了許多早期的儒家醫學思想。《史記》中記載的《扁鵲倉公列傳》為中醫儒家在正史中爭得一席,也為後世文史著作撰寫醫學家傳記做出示範。

魏晉三國時期許多文學家、儒者也都是醫儒兼通之人。嵇康是中國文學史上“竹林七賢”的精神領袖,他力倡玄學新風,主張“越名教而任自然”“審貴賤而通物情”,工詩善文,其作風格清俊。嵇康著有《養生論》,是中國中醫養生史上第一篇全面、系統的養生專論。

唐代大醫孫思邈博涉經史百家學術,熟通佛典。孫氏著有《千金要方》《千金翼方》等書,同時題名為孫思邈的著作有近70種,據考證其中近三十種左右肯定為孫氏所著。明代王肯堂和清代張璐都認為繼張仲景之後,唯有孫思邈的《千金方》可與仲景諸書頡頑上下。

唐代著名儒醫王冰平素鑽研醫學,歷時12年注釋9卷本《黃帝內經素問》。王冰所著還有《玄珠密語》《元和紀用經》等。其對醫學理論具有獨到見解,許多理論為歷代醫家所遵奉。唐代還有許多著名的文學家都精通醫理,如王勃、李白、杜甫、劉禹錫、白居易、柳宗元等。王勃說:“為人子不知醫,不足以為孝。”王勃撰有《醫語纂要》,開中醫醫話之先河,並作《黃帝八十一難經序》。中興名臣狄仁傑“善醫,尤擅針術”。唐河中晉、絳、慈、隰節度使李聽“好方書,擇其驗者,題於帷帟,牆屋皆滿”。詩聖杜甫不僅是偉大的現實主義詩人,同時也是一位辛勤躬耕在田野上的藥農,他的詩多次寫決明、梔子、女蘿、丁香等中藥。

唐代著名詩人、文學家劉禹錫自幼體弱多病,深感醫藥學對健體強身、濟世救人的重要性。於是他從當地名醫的家中借來《素問》《藥對》《小品方》等醫藥學的典籍伏案攻讀。經過30多年的研讀和臨證,劉禹錫不僅“其術足以自衛”,而且族人門生有疾,經他處方用藥後均獲良效。在大詩人白居易的詩篇中有不少是論及到病因、病機及脈診的,其《病氣》詩云:“自知氣發每因情,情在何由氣得平?若問病根深與淺,此身應與病齊生。”這與《內經》所說的氣為百病之母,因氣致病的理論是一致的。“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王勃的《滕王閣序》文耀古今。除了詩歌外,王勃還是一位名醫,他潛心攻讀醫學,撰寫過《醫語撰要》。

宋代傑出的醫家甚多,其中尤以朱肱、錢乙、宋慈、王惟一、許叔微為最。

朱肱(1050~1125年)的主要著作是《活人書》,原名《傷寒百問》,又名《南陽活人書》《類證活人書》《無求子活人書》等。朱肱學宗仲景,參合各家,對仲景學術有頗多發揮,是《傷寒論》研究早期較有影響的醫家之一。其憾於“仲景證多而藥少”,採取後代諸方補而備之,對《傷寒論》的整理和闡釋有重要的貢獻。

錢乙(1032~1117年),字仲陽,北宋醫學家,翰林醫學士,曾任太醫院丞。其所著《小兒藥證直訣》是我國現存的第一部兒科專著,第一次系統地總結了對小兒的辨證施治法,使兒科自此發展成為獨立的一門學科。後人視之為兒科的經典著作,把錢乙尊稱為“兒科之聖”“幼科之鼻祖”。《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稱“錢乙幼科冠絕一代”,言不為過。

宋慈(1186~1249年),南宋傑出的法醫學家,被稱為“法醫學之父”,著有《洗冤集錄》,於公元1235年開創了“法醫鑑定學”。王惟一(987~1067年),北宋醫家。天聖四年(1026年),王惟一奉詔竭心,考訂針灸著作。於天聖五年(1927)以精銅鑄成人體模型兩具並撰針灸著作遂名為《銅人腧穴針灸圖經》,與針灸銅人相輔行世。許叔微(1079~1154年),翰林學士,成年後發憤鑽研醫學,活人甚眾。許叔微所著《普濟本事方》采方簡要、理論清晰,有很高的實用價值。

明代醫家汪機(1463~1539年),少時勤攻經史,後因母長期患病,其父多方醫治無效,遂拋棄科舉功名之心,隨父學醫。他努力鑽研諸家醫學經典,取各家之長,融會貫通,其《傷寒選錄》《運氣易覽》《續素問鈔》《針灸問對》《脈決刊誤集》《推求師意》《外科理例》《痘治理辯》《本草會編》《醫讀》《內經補註》等影響深遠。明代醫家薛己(1487~1559年),幼承家訓,精研醫術,兼通內、外、婦、兒各科,名著一時,曾為太醫院醫士。薛己治學極為刻苦,論著很多,除自著的《外科樞要》《內科摘要》《女科撮要》《癘瘍機要》《正體類要》《口齒類要》之外,還有校訂書數十種。明代名醫楊繼洲(1522~1620年),幼業舉,因厄於有司,由儒入醫。楊繼洲於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被選任侍醫,隆慶三年(1568)進太醫院聖濟殿,直至萬曆,三朝任醫官達46年,醫跡遍及閩、蘇、冀、魯、豫、晉等地。在家傳《衛生針灸玄機秘要》的基礎上,楊繼洲博採眾書,參以已驗,編成《針灸大成》。明代著名藥物學家李時珍(1518~1593年),原系楚王府奉祠正、皇家太醫院判,去世後明朝廷敕封為“文林郎”。此外,張介賓、傅青主、王肯堂、吳昆、繆希雍等都是由儒入醫、著作等身的一代名醫。

清代汪昂的《湯頭歌訣》《醫方集解》,陳念祖的《醫學三字經》《時方歌括》等,均由亦儒亦醫者著述。還有程鍾齡、黃元御、吳鞠通、王孟英、唐容川、惲鐵樵、丁甘仁、蕭龍友汪逢春等,尤其是近現代儒醫的傑出代表如岳美中、秦伯未、程門雪、裘沛然張燦玾等,他們的亦儒亦醫成就為人所共仰。

儒醫發展的主線構架起整箇中醫學發展的經脈。儒醫文化讓中醫學具有穿越數千年的魅力。唯有對儒醫文化不懈追求才使中國人始終葆有中醫學根基,進而在歷史的長河中為中華民族繁衍貢獻力量。儒醫文化不僅構成了中醫學史上蔚為壯觀的儒醫群芳譜,還形成了中醫學的學術淵藪、學術家園和學說體系的主幹。

儒醫文化研究的現實意義

當代儒學的振興與建構大致有5個發展時期,即原始儒學、原典儒學、漢唐經學、四朝理學、當代儒學。兩千多年前的孔子就能做到“釣而不綱,弋不射宿”,早已認識到“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儒醫在這5個時期中也頗受影響。中醫學具有開放胸襟及強勁生命力,在發展中呈現出經世致用和與時俱進的顯著特點。因胸襟開闊,善於吸收諸多異質文化之優長,為我所有,為我所用,並且能夠與各個時代相融相合,為各個時代服務,才有了今天的歷久彌新與綿延不絕。

硏究儒醫思想在任何時代都迴避不了對儒醫原始經典的詮釋,弄清了 “原”,才能夠對歷史長河中不同詮釋者的著作進行厘定、鑑別,進而分清哪些是詮釋者個人獨有的,哪些是時代共性的。對儒醫經典的深入研究以及多視角、多層面的探討,再加上細緻的梳理,能夠把握儒醫思想的基點、經脈及核心。這個核心,以及圍繞著核心的種種文化形態歷代都在演變,演變過程中又出現很多新的學說和流派。

“知行合一”是儒學品格中的一個要點,在儒醫研究中具有重要的意義。“知行合一”精神為我們提供了一種科學務實的思維方法和精神動力,有助於在新形勢下推進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傳承發展。

人類的歷史總是螺鏇式上升、波浪式前進的過程,常常在經過一段時間之後,要回歸過去。“回歸”是反思、回味,是再從先人那裡吸吮民族的營養。現在儒學和儒醫研究的回歸是歷史的必然,雖然現在還是點滴星火,但必然會引起越來越多的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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