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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醫理論八議之二:中醫啟示人類 重新審視科學

中醫學是一門古老的學問。中西醫之爭延續了一百餘年,儘管中醫多次出現險情,岌岌可危,但西醫終歸沒能代替中醫,吃掉中醫。相反,到了20世紀末,中醫的生命力倒有大增之勢。如果放開視野,我們會發現,以東方文化為底蘊的中醫學不僅向現代醫學提出了挑戰,而且正在動搖著某些所謂正統的科學觀念。

中西醫結合引出的問題

20世紀50年代以後,中國大陸提倡“中西醫結合”“西醫學習中醫”,還提出過“建立統一的新醫學”的口號。半個世紀過去了,應當承認中西醫結合取得了不小的成績。但也必須看到,這主要是在臨床治療方面,如中西醫結合治療急腹症,是卓有成效的實例之一。再如,採取西醫診斷,中醫配方,以及中藥西制等,也是有益的嘗試。這些都屬臨床和技術。而在理論方面卻遇到了麻煩。西醫講解剖和化學分析,中醫講陰陽五行和氣;西醫講細菌病毒,定位檢測,中醫講八綱辨證,審證求因;西醫講藥物化學合成,注重分子結構,中醫講天然藥物歸經,考究氣味升沉。無論是以西醫解讀中醫,還是以中醫解讀西醫,都無法溝通。所以“建立統一的新醫學”,目前只能是一種浪漫的幻想。

中醫與西醫相比照,在基礎理論上,中醫仍然沒有脫離古代的傳統,而西醫則是近現代的產物。而且,西醫與現代科學技術有著共同的基礎和背景,能夠及時地順利地吸納其最新成果,不斷提高自己的水平。而中醫卻不能或基本不能。

因此有不少人認為,中西醫在學理上不能互相解讀的原因在於中醫根本不是科學,充其量只是一些經驗,而且不是科學認知性質的經驗,只能算是一種“文化現象”。依據是,科學只有一個,就是西方科學和在此基礎上發展起來的現代科學。因此,與其相符合的就是科學,不相符合的就不是科學。

這種說法聽起來似乎很有道理,但不能令人心服。對中醫學多少有些了解的人都知道,中醫絕不僅僅是一些技藝的堆積,也絕不是零散經驗的貨櫃。陰陽五行,藏象經絡,辨證論治,理法方藥,是一套相當嚴密的理論體系。

兩千多年來,中醫臨床就是在這套理論的指導下,救死扶傷,為中華民族的健康繁衍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時至今日,對於人類的兇惡殺手——惡性腫瘤、心腦血管病、愛滋病、糖尿病、肝炎以及其他多種新出現的疑難病、現代病(如城市綜合徵)等,中醫以辨證施治也取得了令人刮目的療效,表明中醫具有高度的普適性和廣遠的發展前景。試想,如果中醫只有經驗而沒有理論,就不可能隨著歷史的變遷而發展至今,更不可能對上述眾多新出現的難病做出如此快速有效的反應。單就中醫獨家發現而西醫至今莫名其妙的經絡而言,對認識人體以至一切生命現象具有無可估量的價值。而依經絡理論施行的針灸,對很多西醫難治或不治之症可以產生神奇的臨床效果,且經濟簡便,無副作用。這難道是只有“經驗”“技術”,沒有“科學”“理論”的“文化現象”所能解釋的么?

於是問題就出來了,儘管中醫學能指導臨床,取得療效,但由於與西醫學有本質性的差異,難以與現代科學技術接軌,因而被排除在科學殿堂之外,如果這種做法被視為當然,那么究竟什麼是科學?科學作為體系或科學形態有沒有多樣性?

科學觀的誤區

科學是人類的認識活動,是“以範疇、定理、定律形式反映現實世界多種現象的本質和運動規律的知識體系。”無數次的臨床實踐證明,中醫學確實以範疇、定理、定律的形式把握了人體生命的某些真理、規律,是普遍的,重複有效的。從這個實際出發,沒有理由否認中醫學是科學。

那些不承認中醫是科學的人們,是被成就輝煌、威震寰宇的西方現代科學蒙住了眼睛,在科學觀上陷入了誤區。他們把產生於西方的近現代科學當作衡量一切認識的標準,而不是把是否獲得了理論形態的真理當作認識的標準,從而犯了從原則出發而不是從實際出發的錯誤。這樣做的結果,將使科學僵化、狹隘化,實際是把西方科學取得的成就變成限制科學發展的鎖鏈。

這裡有兩個界限應當劃清,一是要把科學和科學的具體形態區別開,一是要把科學和科學方法區別開。就科學的形態而言,從歷史上看,有古代、近代、現代之分。不可因為古代科學具有樸素性,就不承認是科學。試想,二百年後再回眸今天,所謂現代科學也不過是國小生的作業而已。關鍵是,要看它是否具備了科學的基本要素,是不是推進了對世界真實性、規律性的認識,有沒有向前發展的生命力。

另外,必須承認科學,包括基礎自然科學,有不同的流派,不同的風格,不同的認識取向。世界是複雜的,即使在有限的時空範圍內,也具有無限的多樣性、層面性和可能性。這就決定了人類的科學學說可能而且應當產生眾多的大大小小的流派和風格。即使在同一學科內,也會產生不同的知識體系。無論是哪一家,無論產生在什麼地方,只要它以理論的形式揭示了世界某一方面的本質和規律,就應當承認它屬於科學的範疇,而不應當以任何理由加以排斥。

至於科學方法則完全是為科學認識服務的,是從屬於科學的。如果以是否採用了某種科學方法來判定是不是科學,那就是本末倒置,以客壓主。西方近代以來,物理學和化學取得了巨大成就,於是造成了一種模糊觀念,似乎任何科學都必須與近代物理學化學的方法聯繫在一起。沒有採用它們的方法,如控制邊界條件的實驗方法、數學方法、邏輯方法等,就不是科學。有人甚至由此引申出一系列更加具體的規則、條件和特徵,來框定科學,實際上是以某一特殊領域的特殊認識活動來替代或限制所有的認識活動。西方科學哲學中的歷史主義學派,如漢森、庫恩等人,也否認科學方法規則的絕對性、永恆性,認為構成科學合理性的規則會隨時間和文化而改變。

依照關係決定論和辯證哲學,事物的屬性取決於事物之間建立何種對立統一關係。事物之間發生什麼樣的關係,事物就會相應顯示什麼樣的屬性。

相對論和量子力學證明,科學的具體形態,包括科學採用的方法和科學認識的結果,歸根結底由認識主體和認識客體建立何種耦合關係來決定。由於世界具有無限的多樣性、複雜性和可能性,認識對象究竟呈現給人什麼性質和特徵,與認識主體所套用的概念體系,參照系和認識手段有密切關係。所以,認識主體選取的認識層面不同,主體與客體確立的關係不同,認識主體採用的科學方法就會相應不同,其所產生的知識體系也會有相應不同的形態。

因此,那種認為對同一世界、同一客體只能產生一種形態的科學知識體系的想法是不符合實際的。中西醫學既有本質差別,同時又都是關於人身生命的科學知識體系。產生這種“奇異”現象的根源就在這裡。

很多人以“科學無國界”為理由,否認在西方科學之外還有別的科學,認為科學只能是一元的。這是個大誤會。對“科學無國界”說,應有正確理解:科學可以直接用來發展生產,幫助人們適應和改善自然環境而不涉及民族情感,所以在傳播和套用上比較容易被各國各民族接受。而且,你可以研究,我也可以研究。僅此而已。

科學認識的目的是獲得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真理,這一點是統一的,不變的。但是,科學認識的走向卻受到國家民族文化傳統的深刻影響和制約。所謂文化傳統包括思維方式、哲學、宗教、倫理、美學等。因此,自然科學從來就離不開人文學術。具有不同文化傳統的民族與地域,會造就不同的科學家和形態各異的科學史。中西兩種醫學體系的並峙分流,就是有力的證明。

科學的兩個源,兩個流

面對茫茫宇宙,中國人著眼於時間的流動和延續,把對時間的體察看得重於對空間的度量。中國人尊重和熱愛生命,推己及物,視天地萬物為有生命的存在,視自然界為生命的不斷的演育過程。中國人立足於自然的整體。自然整體是生命的基本特徵,自然整體和生命的主要存在形式是時間。而時間一維且不可分割,故重視生命和著眼時間又加強了中國人的自然整體觀念。中國人很早就認識到生命整體的內部以及生命整體與外部環境之間存在著相需互依、和諧嚴整的聯繫。對這些聯繫的破壞,將意味著生命的完結和時間的中斷。因此,中國人推崇天人合一的心境和處事原則,主張人心合於天心,自我融入宇宙,泯除主客對立,反對因人慾的膨脹而損害宇宙生命包括人類自身和人類社會的和諧。對待人和萬物,道家提倡“任性”,儒家主張“盡性”,做法雖有不同,但都是希望其天賦本性能夠自由、充分、全面地展現。人和萬物在同一時間之舟中共存共榮,這是中國人至高的生命倫理觀。

自然整體觀和廣義生命觀促使中國人著重事物的功能和關係。功能支配形體,是生命之本。沒有了功能就失去了生命,形體也隨之散解,所以功能重於形體。而功能又通過一定的關係得以顯示,並受關係的制約。由關係組成的結構和結構關係的協調,是維繫整體的前提。中國人認為,對於生命的存在和延續最重要的關係是陰陽,陰陽關係最主要的體現是四時和雌雄。在四時、五材(才)和五方的基礎上又創立了五行系統,五行的反饋自調機制被視作維持一般整體平衡的功能結構模型。

功能有其承擔者,結構關係的實現也有其介質,但它們往往看不見摸不到,它們是無形之虛。然而它們是真實的本根存在,且是決定宇宙生命的關鍵所在。中國人將它們一律稱作“氣”,認為事物的自然整體功能反應和各種自然整體關係正是通過“氣韻”“氣象”而顯現出來。事物之間各種自然整體關係的法則稱作“數”,對“象”和“數”的研究就成為中國人認識天地萬物的切入和關注層面。

中國人有向內的思維趨向。長期以來,通過體驗、直覺和自我調控,對心性即精神做了大量研究。心學成為中國重要的傳統學術。它不僅包括道德修養,行氣健身,而且涉及人與世界的關係。

這樣的思維方式和由此而形成的基本觀念,決定了中國人創建醫學和認識其他事物時,偏重綜合而不是分析,直覺而不是歸納,取象比類而不是公理推演,自然整體觀察而不是封閉性實驗。注重研究的是萬物的自然生成、演化和持續,而不是其物質構成和在空間中的展開。

因此,中醫學最大的特點是,它所研究的對象始終是有思想情感的自然狀態下的活人。它強調精神對生命的特殊意義和關鍵作用,因為精神是人體最高層次的功能。它所要著重把握的不是機體的器官實體,而是人身作為活的自然整體的功能結構關係。這自然整體功能結構關係包括與日月天時的相應,包括機體發育和生命維持的節律。

從本質上說,中醫學不是直接針對病灶,而是提高人的內能、內和,不是直接祛除病因,而是“窮理盡性”“贊天地之化育”,即恢復和加強人自身具有的調節能力,調動和激發人的生命潛能,從而實現自我痊癒。這正是天人合一、主客相融在治療學上的體現。

西方文化,剛好與中國文化形成左右對稱的優美格局。他們在傳統上視空間重於時間,把世界看作物理的世界。時間性虛,空間性實;時間的本質趨向綜合與整體,空間的本質趨向分解與對立;時間只能共享,空間則可以由強者去切割和占有。與此相關,西方人喜愛分析,側重研究事物的有形實體和物質構成,在群體中強調個體的獨立價值,在整體中注重局部的基礎作用,因而喜重孤立研究和封閉實驗研究。面對世界,習慣將主體與客體對立起來,同時以人作為萬物的尺度,主張征服自然。西方人有向外的思維趨向,關注事物在空間中的機械運動和物理變化,因而幾何學、形式邏輯和抽象思維方面很早就取得了突出成就,並對整個西方科學與文化產生了深刻影響。

以上這些特點決定了西醫學必定以解剖學為基礎,著重研究人體的形體器官、組織結構和化學構成,而缺乏對人的自然整體考察。在病因學和治療學上,則著力尋找有形的致病因子和人體受損的精確部位,然後依靠人工合成藥物或其他治療手段,直接排除病因並修復受損的人體部件。從本質上說,西醫學主要研究的是人身生命運動的空間性規律。

綜觀和比較中西方的思維特徵,中國屬於陰性文化,西方屬於陽性文化。在傳統上中國人選擇了以時間為主的生命時空坐標,西方人選擇了以空間為主的物理時空坐標。這兩種時空觀貫穿了中西方兩種文化的各個方面。因此在一定意義上還可以說,中國文化是時間文化,西方文化是空間文化。

正是這兩種分具陰陽偏向的文化造就了兩種認識論,兩種不同的科學思想體系。而中西醫正是這兩種認識論、兩種科學思想體系的集中體現。由此可以斷言,在我們這個世界上,不僅文化是多元的,科學也是而且應當是多元的。對人類曾經並將繼續產生重大影響的科學,至少有兩個源、兩個流,而不是一個源、一個流。它們一個在西方,一個在中國。簡而言之,發源於古希臘的西方科學偏重分析還原,著意形質實體,目的在於征服和控制;發源於黃河、長江的中國科學偏重綜合系統,著意功能虛體,目的在於盡物(人)之性,共存共榮。儘管中國式的科學技術體系與西方相比尚有時代的和規模的巨大差距,但從文化基因上看,它有存在的理由和向前發展的強大潛能,而且代表著當今科學拓展的一個重要方向。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人類文化與科學的發展規律亦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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