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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海峰

張海峰

張海峰(1915-1988),江蘇鎮江人,曾任江西中醫學院教授、主任中醫師,中華全國中醫學會理事,全國六屆人大代表等職,從事中醫教學、臨床、科研工作50多年。他出生於中醫世家,幼承家學,熟讀經典,隨父侍診,後又轉益名師,併兼及西醫,遂學業大進,臨證處方,屢起沉疴。先生治學嚴謹,又能融會新知,提倡中西醫結合,擅長中醫內科急慢疑難病的治療,對中醫陰陽五行學說、臟腑學說的研究造詣頗深,尤其對中醫脾胃學說的研究卓有成就。發表醫學論文數十篇,編寫中醫教材及專著數十萬字。在中醫學術界享有很高的聲譽,是他國著名的中醫內科專家。

張海峰出生於南昌市一個中醫家庭,父親張佩宜是當時江西四大名醫之一。從兒時起,父親對他管束頗嚴,五歲那年,父親就請了前清一位張姓秀才到家中為他發蒙。張先生國文很好,知識也淵博,在他的督導之下,很快四書五經就讀熟了,接著就是學習秦漢散文。先生反對作八股文,認為言為心聲,言為時用,這對他今後的寫作產生了深遠的影響。課餘,先生對他的書法要求也很嚴格,每天臨帖不斷,先前還有厭倦之感,直至後來從教,方感從先生處獲益良多。

張海峰13歲時,開始在父親身邊侍診抄方,暇余,便在父親督導下學習湯頭歌訣、藥性賦等,那時也不管書中講的內容能不能理解,只管背下就行,父親不時抽查,不會背就要被責罰。父親診務很忙,經常出診,出診時也會把他帶上。記得1929年北伐軍進駐南昌,何香凝女士因脅痛請父親診病,用積桔散兩劑而愈。就這樣,他在父親身邊抄方、侍診、背湯頭三年,打下了紮實的中醫功底。後來,父親為了使他眼界開闊,不為門戶所拘,又讓他拜姚國美一先生為師,先生亦為江西四大名醫之一,擅長內、婦、兒科,尤精診斷,判病若神,起初先生命他讀《內經知要》以熟知中醫之基本的病理生理,後又請謝雙湖先生授《傷寒論》,謝師為傷寒專家,精於《傷寒論》,善用傷寒方,這一經歷為他今後進入江西中醫專門學校系統地學習中醫經典著作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1932年,張海峰進入江西中醫專門學校預科學習,該校是父親和姚國美先生等許多老中醫創辦的,一時間可謂群賢畢至,少長鹹集。在他們的引導下,他開始了系統的讀書學習。家父認為,從古至今,學習中醫有兩種形式,一種是從源到流,就是學醫要從《黃帝內經》等經典看起,一直到明清諸醫家之書,這種方式起步最難;還有勹種就是從流到源,先從《湯頭歌訣》等實用書看起,然後一直讀到《黃帝內經》等經典書,這樣讀法容易上手。家父較為推崇第一種讀法,他常說,奠定了經典基礎後,再涉獵不同時期的名醫著作,從源到流,則脈絡清晰,此等從源到流的學習方法雖最吃力,但其猶如涓涓細流,源頭不斷而源遠流長。因為原來在父親以及姚國美先生、謝雙湖先生等的指導下對經典著作有過一定的研讀,所以上學後主要精力就放在了諸家學說上,成無己、尤在涇、柯韻伯、張隱庵、喻嘉言等無所不讀;金元四大家、明清溫病葉、薛、吳、王等諸家也多用功。家父還要求他對《景岳全書》等類書以及各家醫案也要通讀,以廣見識。閒暇之餘,就是跟隨諸位先生臨證,學醫三年,頗以為胸有甲兵萬千。

畢業後,在父親的幫助下,張海峰開始了行醫生涯。但不久,抗戰爆發,父親辭世,南昌淪陷,在兵荒馬亂的年代,他帶著一家老小,離開南昌,顛沛流離,靠行醫餬口。所到之處,因為他依靠“先人之遺惠",有著老師和父親這兩快“金字招牌”,加上江西中醫專門學校畢業,所以廣告一貼出,就有人找上門看病,不僅生活解決了,而且還有了點小名氣。那時雖然生活不穩定,但很能增長見識,也遇到過許多疑難病。記得在南城縣行醫時,當地回歸熱流行,西醫主要用碑劑治療,副作用很大,而且價格昂貴,患者無力承擔,他根據其往來寒熱的特點使用柴胡湯加減,並配合雄黃(考慮雄黃中含有碑)一起治療,居然起到意想不到的效果,從此患者接踵而至,門庭若市。但在行醫過程中也會有許多失敗的例子,這些失敗讓他認識到自身醫學知識的不足,遂白天門診,夜間讀書,常常是挑燈觀書,不覺已是雞鳴時。

1949年一聲春雷響,南昌解放了,在黨的中醫政策的感召之下,張海峰和全國每一個中醫一樣,心情異常激動。1950年江西省衛生廳召開全省衛生工作會議,全省各地市有十幾名老中醫參加。中醫參加衛生行政工作會議,在舊社會是絕對不可能有的事情,在興奮的會談中,發起創辦了《江西中醫藥》月刊。印刷由大家私入籌集,公推他任總編輯。當時這箇中醫刊物在新中國成立後是第一個,但是私人財力有限,大約出版了十幾期之後,由江西省衛生廳接辦。

由幾年的編輯工作,使張海峰和全國許多中醫界名流取得了聯繫,互相交流,如北京的岳美中、方藥中,上海的姜春華,四川的任應秋,廣東的鄧鐵濤,江蘇的朱良春等都曾為本刊撰稿。他們的來稿使張海峰在中醫學術方面不斷得到提高,在審稿之餘,也啟發了他自己的寫作興趣。

1953年,成立“江西中醫實驗院”,由於工作的需要,張海峰被調至該院搞臨床科研工作。當時全國中醫醫院還很少,以臨床實驗科研為主的更是沒有,“中西結合”的號召也尚未提出,而該院已開始在工作中採用西醫之所長,如已有了各種西醫的設備,而且還有兩位高年資對中醫感興趣的西醫和他們一起工作。因此,他們實驗研究的病例如乙腦、腎炎、肝硬化、黃疽肝炎都是有西醫診斷的。同時,本院還進行中藥的研究工作,對中藥品種的鑑定、成分的定性、劑型的改革等都曾有記錄和小結。在創辦三年時,出版了一冊近30萬字的《中醫藥實驗三年》,由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書中刊載了中醫臨床及中藥研究的各種資料。

1956年,由於各種原因,江西中醫實驗院被撤銷,並被併入江西醫學院,成立中醫科,張海峰隨之到中醫科繼續從事臨床、科研工作。同年參加了全國血防工作會議。其間,中國中醫研究院和廣州中醫學院邀請他去工作,但由於眷念故土,未能成行。

1959年江西中醫學院成立,張海峰由二附院中醫科調到中醫學院負責內科教學工作。從1959年至1966年,在這七八年的教學工作中,不僅溫習了他在醫校所學的一些經典,而且瀏覽了不少古今醫鑒,寫了幾十萬字的教學筆記和講稿,也寫過不少文章。

文革開始後,張海峰在“牛棚”時期,一邊勞動,一邊在腦子裡思考各種問題,最突出的一個就是“有朝一日他能重新拾起筆來的話,一定要拚命地寫,把他畢生學習中醫所得毫無保留地寫出來”。同時,在腦海中擬好各種題目,也不斷打著腹稿。他的願望居然實現了。在“解放”後(1975年開始得到了寫作的權力,事實上牛氣還未全脫),他就開始了寫作。至1979年,四年中,寫了中醫理論和臨床方面的文章數十篇,並於1979年出版了一冊《脾胃學說臨證心得》。

從1975年起,張海峰就先後給中國中醫研究院的首屆研究生及廣州、廣西、上海、江蘇、陝西等地的醫務工作者授課、講學,雖然到處奔波,但心情很是喜悅,畢竟所學能有所用途。其間,榮譽也紛沓而至,1981年當選全國中醫內科學會委員、江西省中醫學會副會長;1982年評為教授,並接受日本方面邀請訪問日本講學,同年上海科技出版社邀他參加在廈門的《實用中醫內科學》審稿工作,但因故未能前往;1983年當選第六屆全國人大代表及全國中醫內科學會理事;1985年成為首批碩士生導師,不一而足。想著這些事情,心中不禁波瀾起伏,希望今後能為中醫事業的發展再添一塊磚,再加一片瓦,所謂老驥伏瀝,志在千里。

他對中醫學習研究的思想變化,在過去的歲月里,也是經過了許多曲折的“路”的。回想起來,頗有點意思。最早由於他有“家傳之學”,加上在醫校系統學習過經典,以及當時環境的影響,他對西醫是有些隔膜的。同時,那時西醫書籍很少,對西醫也不甚了解,所以認為只有軒岐之學才是唯一可尊的。那時他比較愛好《傷寒論》,因為畢業前姚國美老師曾請了一位傷寒專家謝雙湖老師作過一段時間的專題講座,所以印象較深,另外,他父親曾手抄一部吳坤安著的《傷寒指掌》,這本書是以《傷寒論》部分為主,而參以溫病方法,非常適用千臨床,父親曾對他鄭重介紹過,學習之後,又從此書加深了對《傷寒論》的印象。

《傷寒論》曾有“萬方之祖,萬法之宗”之說,他深信此說。《傷寒論》中的處方,組合謹嚴,加減靈活,如表面上看書中只有一個桂枝湯有多種加減法,其實它是舉一反三,桂枝湯有這么多加減法,其他處方何嘗不可以如是加減呢,這點體會,直到現在都還在套用於臨床,而且不僅使用《傷寒論》方如此,並推廣到一切古方的套用。再則,《傷寒論》更是辨證論治的始祖。後世張景岳的“六變、程鍾齡的“八綱"(目前認為,八綱是辨證綱領),其實在《傷寒論》中都談到了,《傷寒論》三百九十四條中都包含著六變和八綱,不過張景岳和程鍾齡這樣提出了,後世就更好套用,反過來,用六變和八綱的原則來研究《傷寒論》,能更好地理解《傷寒論》的辨證精神。再如後世的溫病學說,在《傷寒論》中也未嘗沒有,“白虎湯”就是治療溫病的主方啊,但對千溫病學說,他認為大量是從《傷寒論》基礎上發展而來的學說,衛氣營血的辨證綱領比《傷寒論》的六經辨證能更好地套用千溫熱病的臨床治療。《傷寒論》詳於寒而略於溫,但從舉一反三的原則看,未嘗不能從“詳千寒”之中悟出治療溫病之法,他的傷寒專學謝老師,他曾經說過,一部《傷寒論》可治萬病的說法未免過偏,但一部《傷寒論》中確實包含著一切套用千臨床的治療原則,《傷寒論》有萬家法,說明其中確實蘊藏著值得發掘的寶藏”。

在“江西中醫實驗院”搞臨床研究時期,由於用了西醫的檢查方法,從腎炎病的臨床上,發現了一個當時對他來說還是新的事物。多年來,他治療水腫病,自覺是很有把握的,所謂“把握”就是“消腫",以及消除一切症狀。如果病人水腫有復發了,則認為是病人吃了鹽,或責怪病人過度勞累(勞復),或亂吃了東西(食復),或者有了性生活(色復)。甚至有的病人痐疾復發,另請了高明,他還在自鳴得意,認為那個水腫病治好了。在實驗院的病房裡,知道了尿蛋白的問題,一個腎炎病人,如果尿蛋白不消退,即使水腫已經消退,也是不能算作痊癒的。許多事實告訴他,腎炎病人在水腫消退時,在中醫來看,已無證可辨,認為病人已經痊癒,但如果尿中還有蛋白,水腫還是可以復發的,這種復發和勞復、食復、色復的關係不太大。目前,尿蛋白問題已經是眾所周知的了,而當時給他的震動很大,動搖了他的“唯中醫獨尊”的“尊古“思想。於是開始認真閱讀西醫書籍。1958年江西醫學院颳起了一陣“中醫風”,全院把西醫課程停下來,師生和院領導一起學習中醫三個月,他參加了教學工作。因為教學關係,與醫學院的基礎和臨床方面的老師們建立了很好的感情,他們給了他很大的幫助,使他的西醫知識逐漸豐富起來。在多年的實踐中,他認識到西醫有很多長處,可以彌補中醫的不足,而中醫也有許多好的東西是西醫所沒有的,如西醫對病原已經明確的病辦法較多,尤其是對細菌性疾病有很好的療效,如肺炎、腦膜炎等,確比中醫的療效快而可靠。但對病毒引起的疾病,如乙腦、病毒性肝炎等,西醫的辦法就較少,而用中醫治療的療效則較好。當然,也有些疾病的病理機制大致明確,如植物神經功能紊亂、過敏性結腸炎等,西醫沒有什麼好的辦法,但中醫的辨證論治,療效確實很好。再如,西醫的急救方法,輸液、輸血等治療手段,是中醫所沒有的,也可以拿來補中醫之不足。這些例子,不勝枚舉。鮮明的事實,使他跳出了尊古的框框,認為中醫由於歷史的原因,沒有像西醫那樣得到文藝復興自然科學的幫助,現在既然他們知道了西醫之所長,那么就應該大膽拿過來為他所用,彌補自己的不足,不能抱“門戶之見"。過去在中西醫對立的年代,曾有人說西醫搶救方法好,但中醫並非沒有,並列舉出針炎及嗜鼻等方法;西醫治療肺炎用青黴素有效,中醫大可以用白虎湯來治療,他看話雖有理,在沒有青黴素的年代,他也曾用白虎湯加味治好過肺炎、腦膜炎,但事實卻沒有青黴素效果可靠,固然青黴素並非十全十美,有時會引起過敏甚至死亡。就這樣,他由過去的尊古思想逐漸轉變為中西結合,認為中西醫各有所長,必須取長補短,才能創出我國新醫學。

至於怎樣才能中西結合,過去唐容川等人提出了“中西匯通”的思想,是值得借鑑的。但因為中醫和西醫在理論上是兩個系統,基本觀點不同,那么怎樣匯通,怎樣結合也就成了一個需要探討的課題。就張海峰個人認為,首先應在臨床上去結合,第一步必須做到辨證與辨病相結合,任何一個病必須明確西醫“病”的診斷,同時明確中醫”證”的診斷,"辨病”是西醫之所長,"辨證”是中醫之所長,把二者之長結合起來,這樣總結一定病例,就能真正找出正確的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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