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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療的歷史及發展

早在遠古時代,人們的祖先在烘火取暖的基礎上,發現用獸皮、樹皮包上燒熱的石頭或沙土做局部取暖的同時也可消除某些疼痛,通過反覆實踐和改進逐漸產生了熱熨法和灸法。距今四千多年前,我們的祖先在勞動中發現,用石片之類的銳器刺激人體的某些部位(即“穴位”)能解除另一部位的疾痛,從而發現了經絡,進而形成了經絡腧穴學說。

中醫典籍《黃帝內經》對火灸療法有多處記載。《素問·異法方宜論》載:“北方者,天地所閉藏之域也,其地高陵居,風寒冰冽,其民樂野處而乳食。髒寒生滿病,其治宜灸炳,故灸炳者,亦從北方來。”就提到了用加熱的方法治療“髒寒”病症。《素問·玉機真藏論》日:“是故風者,百病之長也,今風寒客於人,使人毫毛畢直,皮膚閉而為熱,當是之時,可汗而發也;或痹不仁腫痛,當是之時,可湯熨及火灸,刺而去之。……弗治,肝傳之脾,病名日脾風,發癉,腹中熱,煩心出黃,當此之時,可按可藥可浴。……弗治,腎傳之心,病筋脈相引而急,病名日瘛,當此之時,可灸可藥。”對“痹、不仁、腫、痛、脾風、瘛”等多種病症運用了湯熨、灸、藥浴等方法。《素問·血氣形成》日:“病生於筋,治之以熨。”指出筋病可以採取熱敷的方法治療。火灸療法的適應證包括外感病、內傷病、髒病、寒熱病、癰疽、癲狂等。火灸療法的作用具有起陷下、補陰陽、逐寒邪、暢通經脈氣血等多個方面。《靈樞·背腧》還提到火灸的補瀉之法:“氣盛則瀉之,虛則補之。以火補之者,毋吹其火,須自滅也。以火瀉者,疾吹其火,傳其艾須其火滅也。”並指出灸法之禁忌證為:陰陽俱不足或陰陽俱盛者、陽盛亢熱及息積等。《黃帝內經》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火灸療法的基礎,可將其看作是火療技術的雛形。

東漢張仲景所撰《傷寒雜病論》一書,其內容以方藥辨治外感熱病及內傷雜病為主,對火灸療法的套用和禁忌證有所發揮。在套用上,張仲景指出火灸療法宜於三陰經病,或於少陰病初起,陽虛陰盛時,灸之以助陽抑陰:少陰下利嘔吐,脈微細而澀時,昇陽補陰;或厥陰病手足厥冷,脈促之證,灸之以通陽外達;脈微欲絕者回陽救逆。火灸療法禁忌範圍則包括太陽表證、陽實熱盛、陰虛發熱等。這些對後世醫家都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從兩晉至唐宋,火灸療法得到很大發展。晉代葛洪之《肘後備急方》,除繼承《黃帝內經》及《針灸甲乙經》的直接灸療外,首創隔物灸療,包括隔鹽灸、隔蒜灸、川椒灸等。其記載了蠟灸、以瓦甑代替灸器、燒艾於管巾熏灸等方法。

晉隋時期醫家陳延之,是提倡火灸療法的先驅之一,所撰《小品方》對灸療多有論述。他指出“夫針術須師乃行,其灸則凡人便施。為師解經者,針灸隨手而行;非師所解文者,但依圖詳文由可灸:野間無圖不解文者,但逐病所在便灸之,皆良法”。

敦煌卷子本中,有《新集備急灸經》殘卷、我國首部人體穴位灸療圖譜《灸法圖》和《灸經明堂》,但據文體和內容來看,多為唐代或以前的作品。上述敦煌卷子均被劫往國外,目前分別收藏於法國巴黎國立圖書館和英國倫敦博物館。

唐代名醫孫思邈,在其著作《備急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中,載述了大量灸療內容,在灸療基礎上,又增加多種隔物灸療,如隔豆豉餅灸、隔泥餅灸、隔附片灸及隔商陸餅灸等。在灸療範圍上有較大的擴展。首先,增加了灸療防病的內容,如《備急千金要方·卷二十九》指出:“凡人吳蜀地游官,體上常須三兩處灸之,勿令瘡暫瘥,則瘴癘溫瘧毒氣不能著人也。”其次,灸治的病種較前代有所增加;另如對黃疸、淋證等溫熱病及消渴、失精失血之陰虛內熱病症等,均用灸療取效。這顯然是對《傷寒論》某些偏頗提法的糾正,也是對灸療法的補充和完善。

至宋代,灸法專著更不斷出現,有《備急灸法》《灸膏肓俞穴法》《明堂灸經》等書。這些專著從不同角度記載和總結了古代醫家火灸療法的經驗。

宋代著名針灸家王執中撰《針灸資生經》一書,亦以灸法為主,並記載了灸癆法、灸痔法、灸腸風、灸發背、膏肓俞灸療、小兒胎疝灸等灸治之法。同時對灸感傳導現象做了較深入的觀察,如《針灸資生經·第四》指出“他日心疼甚,急灸中管(脘)數壯,覺小腹兩邊有冷氣自下而上,至灸處即散”。宋代的《太平聖惠方》《普濟本事方》及《聖濟總錄》等重要醫方書中,亦多收載有灸療內容。如許叔微強調陰毒、陰證、陽微最宜用灸的觀點,創隔巴豆黃連灸療。另外,由於直接灸法燒灼較為疼痛,使人臨醫畏灸,南宋竇材在其所撰之《扁鵲心書》中,首載了“睡聖散”:服後施灸,即昏不知痛。

火療作為火灸法的一種,據稱在宋代便有記載:“以火燃遍全身,焰高三尺,後施與藥帖,病癒,奔而去。”

金元時期,以針法研究套用為多,灸法的發展受到一定影響。但以金元四大家為首的不少醫家,對灸法仍有鞏固和完善。如劉河間不囿於仲景熱證忌灸之說,明確指出“骨熱……灸百會大椎”等,並總結了引熱外出、引熱下行及瀉督脈等諸種灸療:羅天益則主張用灸療溫補中焦,多取氣海中脘足三里三穴施灸,認為可“生髮元氣”“滋榮百脈”等;朱丹溪也有不少灸治驗案的記載。另如元代名醫危亦林,在其所著《世醫得效方》重視對於灸後的護理:“以溫湯浸手帕拭之”“以柳枝煎湯洗後灸之”。

明清時期,是我國針灸學走向成熟而又被迫衰落的時期,這一時期較為偏重針法的套用,灸療也有一定的發展。明代著名醫家張景岳,在所著《類經圖翼》《景岳全書》中,輯錄明以前幾百個灸法驗方,涉及內、外、婦、兒各科七十餘類病症中,有二十類提到針灸療法,其中涉及灸方的達十五類,並詳細論述了灸法的治療作用。明代針灸學家楊繼洲在《針灸大成》第九卷,論述灸法凡四十一節,內容涉及廣泛,有灸法、取膏肓穴法、發灸法及艾灸補瀉等,以及灸治各種急、慢性疾病二十餘種。

在施灸方法的革新上,值得一提的是艾卷灸法的創用,該法最早記載於明初朱權之《壽域神方》。明代《神農皇帝真傳針灸圖》一書中,首次提到了摻入藥品的艾條灸療,名為火雷針,後又命名為“雷火針”。這是艾條灸的進一步發展。“雷火針”後來又稱“雷火神針”。這裡所謂的針,其實是灸,因操作之法類似針法而命名——隔幾層紙或布,實按在穴位上進行治療。艾條灸操作方便,痛苦又較小,且可隨意調節熱力,故很快得以推廣。故《仙傳神針》中形容:

“欲求其所以治痛之神與去病之速,莫若針灸。第針砭之法,有用鐵針者,有用金石者,有用艾灸燈灼者,種種不一,雖有急救之功,恐傷肌膚,是一痛未除,又增一病,亦非善道,唯有雷火針一法,針即非鐵,且不著肉,最為善治。”在施灸的方法上,此時又出現一種叫“太乙神針”的摻藥艾條灸療。清代《太乙神針心法》一書,在雷火針的基礎上,加減了一些藥物,稱之為“太乙神針”,兩者均用於風寒濕痹、寒性腹痛等證。太乙神針用法與雷火神針相同,但在處方中不用毒性較大的藥品,藥性平和,適應證也比雷火神針廣泛。其後,趙學敏又創出了“百發神針”用治偏正頭風、漏肩風、鶴膝風、半身不遂、疝氣等:“消癖神火針”用治偏食、消瘦、積聚痞塊;“陰證散毒針”用治癰疽證等病。

除了以艾為主的施灸方法之外,明清時期還創出了其他的一些灸法。如“燈火灸”,系指用燈草蘸油點燃直接燒灼穴區肌膚的一種灸法。“陽燧灸”是利用銅鏡集聚日光作為施灸熱源。“桃枝灸”又名“神火灸”,用法與“雷火神針”相似,用桃枝蘸麻油點燃後吹滅,趁熱墊棉紙三、五層熨灸患處,治心腹冷痛、風寒濕痹。另如雞子灸、碗灸、麻葉灸、桑枝灸等。雞子灸法為“雞子煮熟,對劈去黃,用半個合毒上,以艾灸”;桑枝灸又名“桑枝針”,即用桑枝點燃吹熄後用火頭灸患處。

清代,是對我國灸療法的總結時期,其中較有代表性的是清代吳亦鼎所撰的《神灸經綸》一書。該書全面總結了清代以前有關灸法的理論和實踐,參合了不少作者本人的臨床經驗,是一本集大成式的灸法專著。另如清代廖鴻潤的《針灸集成》也收載了大量灸療的歷代文獻,予以分類編排,對“發灸瘡法”“療灸瘡法”“調養法”等都做了詳細介紹。清代中後期,由於統治者的偏見,針灸療法受到了限制。清代後期的統治者認為“針刺火灸,究非奉君之所宜”,明令太醫院等官方機構廢止針灸,導致了整個針灸學的衰落。但是,由於灸法簡便易行,安全效佳,經濟實用,深受百姓的歡迎,故在民間仍廣泛流行,使得灸法不但得以保存下來,還得到了一定的發展。火療作為灸療的一種表現形式,因其既取灸療的溫熱之法,又避免了艾柱與人體直接接觸的灼傷之苦,且治療面積遠大於艾條,再加之配合火療藥液,故效果獨特,由此繼續在民間流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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